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4版专版刊登了由我校与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协同组建的“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的六篇研究成果，旨在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阐释其当代意义和价值，为新时代社会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积极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持，以期推进黄河与关中文化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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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关中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脉
作者：刘学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华文化从起源上虽说是多元的，但无容置疑的是，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而处于黄河中上游的关中，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脉。
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基本的走向，就是从西北向东南的逐渐转移。在此过程中，黄河中上游无疑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分布于黄河及其支流覆盖的关陇和关洛等地区，而关中则是其核心地带。关中文化既承接了上中游的河湟文化、陇右文化，又兼容了中下游的河洛文化和齐鲁文化。可见关中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研究黄河文化，须以关中文化为重心；而研究关中文化亦须以黄河文化为背景和依托。
关中文化是厚重的，中国古人正是在关中这块神奇的大地，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历史长卷，既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根源性和创新性，也彰显出其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性和主导性特征。
关中文化所彰显的历史根源性极为鲜明。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文化的存在，证明关中早在100万年到6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距今约20万年的大荔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在关中发生的典型文化之一；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则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它清晰地反映出距今六、七千年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面貌。
关于“三皇五帝”与关中文化的关联，有着诸多文献的记载。“三皇”之首的伏羲氏，相传是中华人文先祖，其出生地虽颇有争议，但他生于甘陇的成纪，是较为流行的说法。相传易之八卦为伏羲所画，是他在文化创造上的巨大功绩。“三皇”之一的神农氏也称炎帝，是农业和医药的先祖，相传他发明了医药以治病，制耒耜以种五谷，故史有“神农尝百草”的说法。炎帝与五帝之首的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据《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也就是说，炎帝、黄帝都先后是从少典氏、有蟜氏族部落派生出来的。炎帝约早于黄帝一千年左右，二帝距今约6000到5000年。他们的部族后来迁徙至关中的姬水和姜水流域而后功成。姬水和姜水都是渭水上游最大的支流，在今陕西宝鸡、甘肃天水一带。炎帝部族后来主要活动于宝鸡一带，故宝鸡有炎帝陵。黄帝族后来主要活动于陕西中部的桥山一带，故桥山有黄帝陵。黄帝陵自汉代始就成为历代皇家认可的祭祀黄帝之地。史上关于炎黄的记载虽有出入，但是二帝之部落在关中留下了重要的活动足迹，这是有史料可查的。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写起，是经过审慎考虑了的。以黄帝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得到了古今人们的广泛认同。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如李学勤所说，“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以炎黄主要活动地域和归宿地的关中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有历史根据的。之后，夏之大禹其活动足迹遍黄河中下游、历大江之南北，其在关中治水也是有文献记载的。据《诗经·文王有声》所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尚书· 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表明治理沣、渭、泾之水入黄河，可能是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一。
关中文化的创新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帝时代是一个文化创造的时代。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把“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这些都是有文献可证的文化创造。特别是作为重要文化创造的“书契”的出现，与关中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晋书》卷三六：“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史传造字者虽有多人，然由仓颉造字是广为传颂的说法，且为历代广泛认同。相传仓颉是黄帝时史官，其故里在陕西白水，而其造字之地在陕西洛南，他所造的28个字的故事至今在洛南仍被广为流传。
关中文化在黄河文化中更具正统性和主导性的特征。关中文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周秦汉唐）是与中国的国家文化相重合、相得益彰的，因而其正统性、主导性的特征非常鲜明。从制度层面上说，秦代创设的郡县制代替了周代行之已久的分封制，为巩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承秦制，以至到隋唐宋元明清，郡县制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的国家政治体制。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自汉魏之后，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包括道教）诸家，儒释道从起源或兴盛或发展来说，关中都是其活动的重镇。儒学、中国佛教、道教都源于斯或兴于斯和成于斯。儒学虽然由孔子创始于东鲁，但其思想的渊源则在关中。文王建都丰，武王建都镐，二都皆地处关中沣河的两岸。《诗经·文王有声》多次提及丰京和镐京：“王公伊濯，维丰之垣”，“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郊）功成的。《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关于“礼乐”、“德政”、“保民”等思想，后来成为儒家重礼乐，讲德治，重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孔子“适周”，当他“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之后，叹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兴也。”（《孔子家语·观周》）其对周公的敬仰溢于言表。唐杨倞在《荀子序》中说：昔周公“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故“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又说“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此足以说明孔子儒家学说与周公思想的渊源关系。被称为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起源于伏羲氏仰观俯察所画的八卦。为文王所演易之六十四卦，有一些卦爻辞与关中的人文地貌有诸多关联之处。作为儒家思想源头之一的《诗经》，其中的豳风、秦风中有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关中的风土人情。有学者考证，《诗》305篇，其中有关周、秦之地的诗、颂约占了150余篇。先秦儒家诸子学的中心在东部，但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化进程则主要发生西汉时的关中。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定于一尊。西汉朝廷召开的“讲论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在长安城，新莽时古文经学兴起，其中心也在长安。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杜林、贾逵、马融、赵岐等都是关中人。西晋治《春秋》的杜预是西安杜陵人。唐代儒家经学的统一是由孔颖达主导完成的，这一过程也是在长安实现的。可见，汉唐儒家经学的中心在关中。宋代兴起了理学思潮，然其重要的奠基者则是身处关中的张载，他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一座高峰。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句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开始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中上游的洛阳和关中长安传播的。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关中。隋唐时出现的佛教八大宗派有六大宗派的祖庭在长安。历史上诸多佛教高僧赴印度取经，大都是从长安出发的。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僧是朱士行，他是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的。之后的法显、玄奘、义净等也是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的，他们后来也长期在长安译经传经，可见隋唐佛教文化的中心在长安。
在汉末出现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最早产生、后来自成一派的是相传由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在陕西南部秦巴山区发展的五斗米道，史称其孙张鲁后“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该道遂大行。五斗米道后来由北魏寇谦之改造成北天师道，成为早期道教的主流派。道教在唐代受到朝廷的重视，视为国教，长安成为道教活动的重镇。魏晋时楼观道兴起于关中的周至，这是把老子道家思想道教化的典型。金元时全真道在关中鄠县兴起，全真道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北方最主要的道教道派。全真道以倡导三教合一为旗帜，体现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的主流思想特征。
总之，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而在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关中形成的关中文化，则是黄河文化的主脉。研究关中文化对于深化黄河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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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是黄河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
作者：王勇超
关中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如果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那么关中文化就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主根和精魂。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关中文化，既要从神话传说、古文献、考古发掘的纵深领域来探寻文化早期的发祥，也要从文化属性、文化影响、文化地位的广阔视野来认知关中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对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
关中位于我国大陆中心，南依秦岭，北傍黄河，四面雄关虎踞龙盘，八百里秦川平坦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成就了这方神秘、神圣的热土。
从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来看，华胥氏在此定居立邦、繁衍子孙；伏羲氏在此发明八卦、结绳记事；女娲氏在此捏泥造人、炼石补天；轩辕氏在此转战千里、平定天下、铸鼎乘龙，相关传说，不胜枚举。唐尧避水、夸父逐日、巨灵擘山、沉香救母、禹凿龙门、仓颉造字、杜康造酒等民间故事，妇孺皆知。这些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都极大地丰富了黄河中游的史前文化。
由古文献看，周族始祖后稷，在邰（今陕西武功、扶风境内）教人种植，发展农业。其后子孙繁衍，逐渐强大，是为周。古公亶父时，受北方戎狄的侵扰，周人迁至岐山之下的周原，创建早期都邑。《诗经·大雅·绵》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歌颂周原肥沃而富饶。我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更收录了大量反映当时关中社会现实的民间歌谣和王室欢宴的诗歌。今陕西扶风县的法门镇、岐山县的京当镇，便是当时的周原，是关中有名的富庶地区。因此，关中自古就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农耕文明和中国诗歌的主要发源地。
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110多万年前、20万年前，这里便产生了“蓝田人”和“大荔人”文化。约6000多年前，这里即由半坡先民创建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原始农耕的村落即西安半坡村。半坡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和锄耕农业闻名于世，不但在我国同时期文化中居领先地位，而且烧陶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如出自半坡的最早的农渔工具、陶窑、陶文、土木建筑，出自何家湾最早的骨雕人头像等。这一系列我国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表明关中是黄河文化的摇篮、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
从历史影响来看，周礼秦制延千年，汉风唐韵久流传。中华历史在这里浓缩，华夏文明从这里发祥。 “西周礼仪” ，影响中国近3000年，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百代都行秦政法”，一直延续到了2000年后的清代；“大汉雄风”铸就了中华民族团结友爱、英武刚健、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隋唐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多年，促进了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教育、文化的发展；“盛唐气象”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繁荣昌盛、和谐文明和开放包容。周秦汉隋唐这五大王朝，构成了中华文明从形成到发展，并走向鼎盛的核心文明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中国文明史上谱写了精彩绚烂的篇章。
从文化贡献来看，文化何曾让海内，风流依旧数关中。关中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光辉灿烂的历史积淀，蕴含着丰厚深沉、多彩多姿的文化底蕴。儒释道等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建筑、诗歌、书法、绘画、歌舞、体育、杂技、戏曲等艺术在这里大放异彩，农耕、水利、教育、外交、数学、天文、医学、度量衡、冶金、造纸术等科技发明在这里灿若繁星。儒学的直接源头是西周礼乐文明，孟子提出的“周孔之道”即为明证。而西周礼乐文明的肇始地是岐山周原，策源地就是丰镐二京。老子在楼观台宣讲《道德经》，炼丹修道于华山，楼观台、华山成为道教发祥地和仙山圣地。印度佛教是在隋唐时期都城长安完成本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长安不仅是中国汉传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祖庭，也是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最早设寺传教的中心。汉、唐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盛唐长安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大都会。关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宗教文化圣地、亚洲佛教中心，中国诸多科技成果、艺术创造、科学发明荟萃之地。
从文化属性来看，关中文化具有连续性、原生性、正统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征。“秦中自古帝王州”，黄河中游文明的主脉在关中，帝王文化高峰在长安。在长安，大一统雏形的西周建立，周人开启了华夏的礼乐文明，结束了蒙昧时代，迎来了中华文明的早晨；在长安，秦人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统一文化，建立起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大秦帝国，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在长安，汉人凿空西域，北击匈奴，带领华人第一次放眼看世界的西汉帝国横空出世，我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形成了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汉民族，所有文字称汉字，所有语言称汉语；同样在长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唐帝国开放包容之万千气象举世无双！长安是我国建都时代最早、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历史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古丝路起点、中国四大古都之首、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因为这些辉煌都在长安书写、展现，我们拥有了“秦人”“汉人”“唐人”的称号，这不仅是黄河流域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荣耀与自豪。
从文化地位来看，关中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内容。历史上，关中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诗经·小雅》云：“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前两句明确告诉人们，周天子当时住在关中，后边“瞻彼中原”，不言而喻肯定指关中。这和历史记载正好契合，中原一词最初指的就是关中平原。黄河文化以关中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最为厚重，首屈一指的当属关中文化。如果说周秦奠定了黄河文化的基调，那么汉唐则把黄河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包容性极强的关中文化，衍生了帝王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不仅被赋予了关中人高度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信，还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并在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形成了以关中文化为核心、多元一体的庞大文化体系，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
关中谱写华夏史，长安见证圣贤心。综上所述，关中文化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一种源头文化、主根文化和母体文化。它对黄河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中华文化的发扬、传播，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文明和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对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关中民俗博物院院长、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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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民族之魂
作者：傅功振
关中、黄河孕育了华夏民族与文明。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黄河中上游，尤其是关中是华夏民族与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华胥、女娲、伏羲、炎帝和黄帝是远古传说中的“人文初祖”，她们的族居地遗址和陵墓都在渭河流域、关中平原。大关中即渭河流域、黄河中上游、华山周边。“关中四塞”即：东关在秦以前为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汉代延伸到洛阳西；南武关位于陕南丹凤县城东南；西陇关为甘肃天水郡；北萧关为宁夏固原东南，宋代曾移至同心县。黄河、关中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之根。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但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都衰落了，只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如梁漱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里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精神命脉，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华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但究其根，源于礼。孔颖达注《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他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史记·秦本纪》载：周武王的少子唐叔虞的十五世孙，晋鄂侯的曾孙由余游说秦穆公，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东晋元帝时期的豫章内史梅赜认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得更为透彻：“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不同则和，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即重礼乐、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文化本质。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思想文化，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灵魂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即礼序天地、乐和乾坤。《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中华“礼乐”文化与其治国理政有着天然密切关系。周公旦“制礼作乐”于丰镐二京，礼治逐渐完备和成熟。周公所制作的“礼”，实际上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也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记》载：“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又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即行礼治为政。荀子说：“国之命在礼”。又明确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最初是为礼服务的，“乐”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还说“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礼乐结合就是天地万物秩序的体现，尤其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时，孔子在《论语·学而》里讲得非常透彻：“礼之用，和为贵。”
中华民族最大的特点是重礼贵和，内安外宁，永远都不会侵略或霸占别国或民族，但又是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极富创造力的民族，永远牢牢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永远不断地创新发展。从华胥、女娲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伏羲父系社会到炎黄二帝统一华夏，“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孙中山语）；后稷教民稼穑，农耕文明一成；周礼乐文化“礼序天下，乐和人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而至今不衰，更是今天推向世界的强大软实力；《周易》、《道德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基础；汉代仁孝治国是对“礼乐文化”的发展与“家国同构”的完善：汉武独尊儒术及佛、道两教成为中华文化三大支柱；隋文帝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法典《开皇律》，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国家宪法，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唐李世民继位初就认识到“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在贞观元年就明确指出：“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贞观初建昭仁寺：碑文有“以仁为本，扶义而西。”“鼓之以道德，怀之以仁义”开创了贞观之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中横渠张载的“关学”是“以礼为教”的宋明理学主流学派，其学说就是希望通过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建立有礼有序的礼制社会，形成“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二程之说）的好风气；《吕氏乡约》填补了中国国法与家规之间的空白。这些关中生发的主要思想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七部分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独具特色的原创性文化。关中、黄河不仅是华夏民族的主要诞生地，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礼乐文化的生发地，礼乐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的灵魂，并且对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灵魂，有力推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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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轴心文明突破与黄河文化复兴
作者：石 杰
关中，对于其定义或其自身的文脉来说，最主要就是渭河，整个关中的文脉都是沿着渭河发展的。而黄河文化，又主要是在渭河。关中以中华传统精粹文化为至上，是中华先民的主要聚居区，是人类率先迈入文明门槛的地区之一，号称华夏文明的基因库。典籍记载发现，从西周开始，至唐约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军事、思想诸体系的形成，都是由“西安——洛阳”地缘东西轴心互动路线建构而成。其突破，则是以西安为中心，向西偏南，传播到新疆、西藏、中亚、印巴地区; 以洛阳为中心，向东折北，传播到南方、台湾及南亚地区，以及东北、蒙古、朝鲜半岛。可以说，黄河文化真正的脉络和内核，其实就是在这里。关中地缘轴心文明，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理认知的最基本参照坐标，成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的主要象征。
黄河，由清浅的小溪，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狂跌突奔，高调入陕，沛然底气的黄土高原，便成为了它的臂弯。我们的祖先，也就在这黄水与黄土的混融中诞生，中华民族从此也就有了主色调；在中华民族的魂魄里，也始终透射出黄河的气息和主旋律；而九曲黄河在宇宙洪荒中涌动，在日月轮回中积蓄，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文化，滋养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点燃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曙光，并在地域上，东迁南移，向周边拓展，最终汇入大海，且始终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色调，影响着东亚，走向了世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文明反思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超越自己。即如何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寻根与思考黄河文化，赋予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拥有文化生命。
一、关中地缘轴心文明突破
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文明”说。即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四种不同的古代文明分别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变革，这是人类诸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的全面繁荣。
先民的活动遗迹表明，自大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华夏文明史就以渭河为轴线翻转辐射，成就了周、秦、汉、唐盛世文明。它所孕育的远古文化和最初的文明，就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根和正源，渭河就成为中华文明史的“文化之轴”。
回溯和追问：关中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评价。关中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端和主脉，其源于炎黄，成于周秦，臻于汉唐，内省于关学，反思于明清，在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与历史和现代交相辉映中，却始终丰厚悠久、源远流长；但关中文化在凝结着渭河文化优秀品质的同时，无疑也要因袭和承担它的沉重与不幸，便集中体现了它的后进与偏颇，是否出现了僵滞了呢？
深思与省悟：渭河文明在黄河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渭河整体上是属于黄河的，但毋庸置疑，黄河文化的主根是缘于渭河文明的。渭河在文化上是主流，它与陕西潼关以下的黄河流淌方向一致，在中国中部形成了一条中华文化的轴线。
认知与超越：关中地缘轴心文明突破的内涵阐发。关中地区是人类与自然交住相处最长久最深厚，人地相互作用记录最长与最有代表性的地带。儒家文化又具有地理依赖性，它因自然生态原因，只能在渭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展开。这样就出现了关中东西互动的地缘轴心文明。作为载体的“渭河流域”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渭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关中地缘统合体，不仅深刻改变了关中地域本身，也深刻改变了黄河流域及其文化生态。
轴心时代的文明，似乎都是经过了一种超越式的突破。意味着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种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早期文明为前提，并开启了各自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认知程度的转变，往往以思想与观念的变革为表征。只有超越突破，才能使文明延续并进入新的纪元。关中是中华文明积淀最为深厚的地方，走到今天，则迫切需要突破时代变迁和发展模式转变的难题。
二、黄河文化轮回复兴
中华民族起源，关键在于黄河流域的灿烂辉煌。中华文明史,其实质就是黄河流域的文化经济思想发展史。在周朝至北宋的2000余年内，则形成了多个黄河文化中心，促使黄河文化经济几度创新、轮回与复兴，使得中华民族一次次地回到黄河文化最初的源点，以及在此意义上价值认同的追问，从而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和生态哲学智慧。
黄河文化轮回复兴的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价值认同。黄河文化记载着从部落到国家，从帝制中国到家国天下；从危亡到再生，从崛起到复兴，从转型中国到创新中国的全过程，可以体会到这种黄河大一统文化的认同感与优越感的正面效应。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黄河大一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黄河文化轮回复兴的精神动力揭示。黄河文化彰显的是一种国家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黄河文化是一种大河文明，其蕴含的持续活跃着的变革精神因素，与人类早期几大文明相比是较为突出的。同时，由关中地缘轴心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黄河文化根基以及传统的价值体系，始终还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当前，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确立，黄河文化的再次勃兴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黄河文化轮回复兴的生态哲学解析及其意义。黄河水文化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社会文明积淀了黄河文化生命。黄河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其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致中和”等理念，则体现着黄河文化的深刻生态哲学阐释意义。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的肇始和创造、以及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核心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重塑所产生的思想脉动。
黄河，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存在。正是自然与人的依恋与纠葛、亲近与冲突，造就了一部悲哀与壮阔相混一融的黄河史。自然的危机与人文的危机，不断促使着人们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变革活动。因而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出现及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的开端，其主流思想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在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中，不断演化发展着，并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线索。
毋庸置疑，人类正在开始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再次被轴心文明突破的精神火焰所点燃，这既是自古以来轴心文明屡次外溢变化的必然，也是重新开始新时代的先机，且意味着文化上将有新的超越和突破。当下追溯中华民族轴心文明的起源，这既是关中地缘轴心文明的再次突破与黄河文化的轮回复兴，也应该是开启新时代轴心文明勃兴的一场思想启蒙与解放的前奏。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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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学”的创建及当代价值
作者：任竞泽
关于保护秦岭生态和弘扬秦岭文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4月视察陕西秦岭牛背梁时明确指出：“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创建“秦岭学”可以为保护秦岭生态和弘扬秦岭文化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一、“秦岭学”内涵与学科属性
秦岭学最早由陕西省林科院党双忍在2019年出版的《秦岭简史》中提出，目前学界尚未见有其他学者提出系统地构建秦岭学的学术主张。相比而言，作为与“秦岭学”息息相关的“一山两河”之“长江学”和“黄河学”，已在湖北省社科院和河南大学等相继创立，经过多年的持续研究，两大学科范型已经日趋成熟。所以，针对秦岭生态保护和弘扬秦岭文化，创建“秦岭学”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
我们所提出的“秦岭学”是广义上的大秦岭学或中国秦岭学，以陕西秦岭为中心，包括秦岭沿线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六省一市。作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秦岭学涉及到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林学、植物学、动物学、中药学、气象学、交通学、旅游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考古学、管理学、宗教学、法学、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其中自然科学上主要指向秦岭生态，而人文社科上则更多属于秦岭文化。
“秦岭学”这一综合性学科属性，可以简明概括为“地理、生态、文化”三维一体的知识系统。历来对秦岭的定位，如称秦岭是天下之大阻、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中国南北方的地理气候分界线等，都仅指出了秦岭学的“地理，生态”二极，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则将秦岭学的另一极“文化”属性凸显出来，说明了“秦岭文化”在“秦岭学”及其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创建“秦岭学”和“秦岭学”研究指明了学术方向。
二、创建“秦岭学”的价值与意义
其一，保护秦岭生态。近年来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陕西省政府的相关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政策号召，陕西各地政府与众多高校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宝鸡文理学院、商洛学院等合作，建立了十余所相关秦岭生态研究学术机构，包括“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大秦岭研究院”、“秦岭研究中心”、“秦岭生态环境研究院”等，目前这些研究机构大多处于分散隔离状态，有必要通过创建“秦岭学”加以高效整合，壮大秦岭生态保护的学术力量。
其二，弘扬秦岭文化。保护秦岭生态与弘扬秦岭文化相辅相成，弘扬秦岭文化可以更好地增强人们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意识。目前秦岭生态保护研究已经如火如荼，但是与此相关的秦岭文化研究机构还不多见。秦岭的独特自然地理位置，使得秦岭文化呈现出多彩纷呈的综合性文化构型，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丝路文化、关中文化、长安文化等多个文化形态息息相关。凡此，都需要我们通过创建“秦岭学”在学术上进行多方位的全面总结。
其三，讲好秦岭故事。如何有效地弘扬秦岭文化和保护秦岭生态，不但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而具体的顶层政策设计，需要设立科研机构和创建“秦岭学”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而且还需要通过文学、艺术、历史、影视、动漫、游戏、科普等不同渠道和形式进行广泛传播，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弘扬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智慧，将大命题融入到小故事中，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出来，无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
三、创建“秦岭学”的路径与措施
第一，学术机构与学科联盟。依托陕西师大文学院创立“秦岭文化研究院”，与侧重于秦岭生态保护的陕师大“秦岭研究中心”一体两翼，并整合陕师大校内优势学术资源如黄河研究中心、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等，以陕师大为发起单位，联合秦岭沿线六省一市的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秦岭学创建“大秦岭研究六省一市协同创新中心”，形成省际学科联盟，成立专门的学术组织机构，从各自为政的单兵作战，走向强强合作的联动机制。
第二，学术期刊与会议论坛。创办专业学术集刊《秦岭学研究》，争取在数年之间办成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秦岭学研究学术阵地。依托校内学报期刊资源优势，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设立“秦岭学研究”专栏，让“秦岭学”成为陕师大的一张重要学术名片。每年定期组织召开各类大型秦岭学研究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高峰论坛和学术讲座，扩大“秦岭学”的学术影响力。
第三，课程教材与专业招生。依托陕师大文学院和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师资力量，分别开设《秦岭文化概论》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等全校通识教育课程，同时做好秦岭学教材编撰工作，进而在秦岭沿线六省一市高校中推广开来。在以陕西师范大学为首的六省一市一流学科建设众多高校中，设立秦岭学研究专业及研究方向，招收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秦岭学研究人才，巩固秦岭学学科基础。
第四，文献整理与项目基金。将百余年来散见在各类期刊报纸上的秦岭学研究学术论文汇集起来，分类汇编并分批次整理出版。以此为基础，创建秦岭学图书馆及秦岭学文献数据库，为学者秦岭研究提供便利条件。鼓励校内省际学科联盟的科研人员以秦岭研究为题，积极申报每年一度的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多方筹措秦岭学研究基金，为秦岭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借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的时代契机，针对当下秦岭文化研究和秦岭生态保护之冷热不均的问题，通过创建“秦岭学”，大力弘扬秦岭文化，为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保驾护航。最后，我们集句秦岭诗一首来表达我们创建“秦岭学”和“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的愿景和决心：“试登秦岭望秦川（唐孟浩然），秦岭风高雁贴天（宋汪元量）。终南云物一千里（清王士祯），标奇耸峻壮长安（唐林宽）”。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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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唐诗之都”名片创建设想
作者：魏景波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古称长安，雄踞关中平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为悠久、也最具历史底蕴的都市，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与地域特色，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存，至唐代而蔚为大观。古都长安是唐诗的创作中心与传播基地，唐诗已成为古都长安的文化符号而名扬海内外。创建西安“唐诗之都”城市名片，是亟待提上议事日程的现实问题，也是各界人士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
当前，关于唐诗文化资源的发掘，西安各界已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观念上尚未深刻意识到唐诗文化名片对于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性。西安曾是大唐王朝的文化中心，也是现代很多人心目中的唐诗圣地，是闻名世界的“诗歌之都”，很多海外与境外的文化考察团体，本着朝拜李白、杜甫等唐代著名诗人的目的，怀着朝圣的心情从世界各地来到长安，本想体验唐诗文化的魅力，但却很难找到相应的祠堂与展馆献上自己的一瓣心香。长期以来，学术理论界未能对唐诗文化名片进行深入研究，对西安的唐诗文化资源，相关部门在战略思想上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西安文化古都的魅力。
其二，学术与理论界不够重视。唐诗之于长安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享有盛誉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1982年在西安成立，西安众多的高校及科研院所云集了一批学术造诣精深的唐诗研究专家，研究唐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唐诗研究机构多局限于学术圈内，并未与地方文化建设有机衔接，发挥应有的“智库”作用，从而未能对唐诗这张天然文化名片进行合理的调研规划与开发利用，使这一文化宝藏长期处于半闲置状态。
其三，对唐代诗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够。西安不仅是闻名遐迩的古都，也是驰名中外的诗都。当前，随着曲江新区的大规模开发，在大雁塔南北广场、曲江遗址公园等处，利用灯柱、雕塑等形式，题写有不少唐诗，游客在旅游观光的同时，吟咏唐诗，陶冶情操。但存在问题是，很多唐诗的布展在诗人和诗歌的安排方面比较随机，缺乏条理，甚至前后重复，存在失误，对游客造成一定的误导。
有鉴于此，我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激活西安历史文化资源，创建西安“唐诗之都”文化名片，提出以下构想。
第一，在宣传部门与文旅部门的统一协调下，联合宣传、文旅、文物、教育等部门，通过国家重视与省市联动，把打造西安唐诗文化名片提上议事日程，纳入国家与地方文化发展规划与纲要。在宣传上，加大对西安唐诗文化的宣传，拍摄“诗都长安”纪录片，把唐诗融入西安的文化地标。在文化旅游方面，整合现有文化资源，凝聚唐诗文化游的黄金线路，将王维与辋川、李白与兴庆宫、杜甫与少陵原、白居易与渭南等文化景点重点推出。在教育方面，在中小学增设唐诗欣赏吟唱的选读课程，大力提高学生的唐诗鉴赏能力。
第二，通过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开发唐代诗人的文化资源，针对杜甫、王昌龄、韦应物与杜牧等四位长安籍大诗人，完善与建立相关纪念馆，设立唐诗文化公园。
首先完善与重建杜甫纪念馆。杜甫曾居住西安南郊少陵原，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但西安市长安区杜甫纪念馆知名度很低，与杜甫的诗圣形象很不相称。当前要在对内布展与对外宣传两方面做足文章，进一步在纪念馆的基础上建成唐诗文化公园，打造集旅游观光、诗歌吟唱、爱国教育、休闲度假四位一体的城南名胜。与此同时，在南郊建立长安籍大诗人王昌龄、韦应物、杜牧纪念馆，依托城南优美的自然风光，让游客在观光的同时，获得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
第三，在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做好西安宫殿寺观和街市园林唐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先做好大明宫、兴庆宫、大慈恩寺、大唐不夜城等四个代表性景点的唐诗资源开发利用，再由点及面，大力发展古都西安唐诗文化游，全面激活西安文化中的唐诗元素。
一是大明宫唐诗资源的开发利用。大明宫位于城北龙首原，利用天然地势修建。唐高宗时始于此宫听政，唐末毁于战火。作为唐帝国的政治中心达二百余年，大明宫是世界史上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之一。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描绘了大明宫的巍峨壮丽，突出大唐万国来朝的赫赫国威与海纳百川的不凡气度。可利用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景观牌柱和音频电子等设备，突出唐诗中描绘的大明宫气象。
二是兴庆宫唐诗资源的开发利用。兴庆宫也是唐代三大内之一，唐明皇于此召见群臣，吟赏牡丹。大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年间供奉翰林，在兴庆宫奉诏写有名作《清平调词三首》，其三写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充溢着富贵气象，白居易等其他唐代诗人也写有许多吟咏兴庆宫的诗歌。可在今天的兴庆公园内因地制宜，增加唐诗文化元素，使市民和游客在游赏的同时，得到诗歌文化的熏陶。
三是大慈恩寺唐诗资源的开发利用。唐高宗为太子时为纪念其母长孙皇后而建大慈恩寺，慈恩寺塔即今之大雁塔，被视为西安的地标与象征。唐代诗人多登临此塔饱览全城风光，留下很多诗篇。可在慈恩寺的旅游中增加唐诗元素的含量，同时，对大雁塔南北广场的现有唐诗布展按照诗人与诗歌内容进行重新布局，更正原有的杂乱无章局面，使唐诗的布展安排条理化、系统化，进而大力发展诗歌文化游，使游客在观光的同时，领略唐诗的魅力，获得深度的文化体验。
四是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内涵提升。大唐不夜城景区以恢宏大气的盛唐文化为载体，是商务部授予的“全国示范步行街”，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步行街将旅游资源和文化产品、历史元素与娱乐体验融为一体，已成为游客打卡的古都西安第一街。目前需要在文化内涵提升上再深度挖掘，将唐诗文化元素全方位融入到旅游体验和文创产品中，通过唐代诗人情景剧、大唐乐舞展演、饮食文化展示等系列活动，激活唐诗文化中可观、可咏、可赏、可品的文化元素，重塑大唐文化，再现盛世长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名片是城市的精神标签，彰显着城市的历史传承与精神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恢宏大气的唐诗记录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创造，也铸就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打造西安“唐诗之都”文化名片，以史为鉴，以诗为媒，对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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