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21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文献保护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探索了新时代下文献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新路径、新模式，旨在推动文献保护与文化传承事业多领域融合、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挥科技在古籍保护中的支撑作用
◇陈建华（《广州大典》编委会主任、主编）
20年前，广州市启动了《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当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纸张的选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机制纸的出现，民国时期的文献脆化、酸化、老化状况堪忧，大量书籍、文献濒危。纸“质”对重要文献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影响显而易见。
《广州大典》组委会要求《广州大典》至少能保存500年，华南理工大学樊慧明等造纸专家为《广州大典》出版用纸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广州大典》的问世是一次文献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大胆探索和科技实践。新时代，国家对中华纸质文献的保护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国家版本馆的建设，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献的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我们要不断强化古籍保护的基础性研究，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提高古籍普及出版的质量，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工作。
我们最早的文献保护萌芽于对甲骨文、钟鼎文的保护，这时的工作大体上可以说是以硅基为载体的。西方文明当时使用过莎草纸、羊皮纸等。中国造纸术发明以后，文献载体就进入碳基时代，从硅基到碳基，这是一次进步。
从“硅基时代”到“碳基时代”，科技进步激发了古籍事业的发展活力。古法宣纸在没有恒温恒湿、不受潮不受蛀虫影响的情况下，保存可至千年，它对原料性能、生产工艺、纸张酸碱度等均有极其高的要求。现在华南理工大学也能达到这一水平，能造出可以保存超过1000 年的纸。这又是一次碳基对硅基的否定和超越。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1978 年，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大型计算机，占地 300 平方米，从开机到稳定大概需要24小时，运行速度缓慢。如今，中国超算广州中心“天河 2 号”超级计算机6次夺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第一名。5G、云存储、AI演进、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2019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曾提议组织开展基因存储产业布局。造纸是碳基技术，相信未来可以实现在碳基的基础上发展基因存贮技术。碳基和硅基在未来不断互相否定与超越，互为补充、携手共进，从而促进文献保护与文化传承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展望。人类不断探索新的未知世界，必将收获越来越伟大的成果。
保护文献 传承文化
◇杨冬权（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脉和精髓。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献，文献如果消失，文献传承就会缺失，甚至断裂。文献保护是让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得以巩固、文化基因得以延续、传统思想得以继承的重要工作，对壮大国家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献保护要做好非电子文献保护和电子文献保护两项工作。文献保护界要改变重视非电子文献，轻视电子文献；重视历史文献，轻视当代文献的状况，认清文献保护的范围和重点。电子文献作为中国所有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必须要用各种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去保护好它。目前，非电子文献特别是纸质文献的保护，已有大量历史经验和有效的科学方法，从事的人也较多，而电子文献的保护完全是一个新课题，很少有单位和个人在研究。文献保护界要高度重视，把电子文献纳入文献保护工作范围，统筹做好非电子与电子文献保护工作的分工与合作。
对待文献保护要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无论是非电子文献，还是电子文献，均会面临很多方面的安全威胁。只要知道了文献的安全威胁来源，就可以预先采取一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杜绝安全隐患。我们应大力提倡这种预先防范的办法，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像“治未病”一样“治未损”，这比在文献受损后再去抢救修复显得更有智慧，更具有长远性和有效性。
要做好对受损文献的抢救和修复工作。由于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文献总会在各种情况下导致损坏。因此，文献保护除了预防文献受损外，还必须及时对受损文献进行抢救和修复。对文献的修复工作，包括但不止于对纸质文献的丝网膜或薄膜加固，还有人工或机械裱糊、褪色字迹恢复等，对胶片档案的去霉、去雪花画面与声音的恢复等，对电子档案的恢复等。这些技术使得文献焕然一新，得到加固或恢复、获得新生。
文献保护要搞异质和异地备份。文献的不安全因素很多，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预作准备，对文献进行异质备份并实行异地存放。特别是电子档案，电子信息安全的攻防技术日新月异，更需以可靠的措施确保安全。我们应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文化眼光看待文献保护，对重要的电子档案应该且必须搞异质备份，否则就是在冒险。
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是最长远的文献保护和最好的文化传承。文献是有寿命的，再好的文献保护措施，也不能保证文献永远不朽。所以，对文献最长远的保护，就是对它进行利用，以各种形式进行再传播、复传播，用无数“分身”去保护“真身”、传承“真身”，让“真身”得到永存。我们应大力开展这项工作，更好地保护文献，更大范围地传承文化。
科技创新赋能文献保护
◇樊慧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岭南文献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纸质文献保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过去的文献保护与文化传承对古籍关注多，对近现代和当代重要文献关注偏少；对编撰再版方面关注多，科技创新和文理工科交叉融合相对较少；对如何高效、低成本、智能化、环保、节能以及多功能造纸关注多，纸张产品对珍贵文献保护与传承的影响关注较少。特别是当代文献用纸及印刷方式极少关注耐保存性问题，给今后的保护埋下隐患。做好文献保护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用科技创新赋能文献保护高质量发展。文献的原生性保护与利用是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础，要以科技创新促进纸质文献的原生性保护、传播与利用、预防性保护与修复。重点研发基地岭南文献保护研究中心面向我国文献保护创新技术需求，围绕纸质文献原生性保护对策、纸质文献利用技术服务、当代重要文献预防性保护对策三大方向，开展纸质文献保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纸质文献保护关键技术突破。团队从纸张原材料、化学品以及墨的角度出发，研制出一系列纸张脱酸增强材料。如针对进口材料成本高、不环保、渗透困难等问题，依据纸墨的不同性质，对比研制了15种脱酸材料；利用天然材料如纳米纤维素、细菌纤维素等制作文献的增强材料，为文献“延年益寿”；研发了“自动分页—真空预处理—干燥预处理—超声/压力雾化处理—常温真空干燥”的方法，实现了整本书批量化的均匀脱酸增强等功能。此外，团队还从无损检测、纸、墨迹等方面进行文献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文献修复评价指标体系。这些研究在应用过程中展现出良好效果。为了提升修复效率，团队自主研发了智能化批量脱酸增强保护修复设备，特别是批量整本书和批量单页文献的自动喷雾脱酸增强修复装置，实现了全自动批量化处理，具有极高的应用前景。对于大多数损毁程度较低的纸质文献，我们认为，只有走智能化、批量化修复的道路，才能提高修复效率，促进纸质文献的后续保存。
坚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手抓，实现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团队长期致力于为我国文献保护和文化传承事业提供科技服务、政策建议和人才储备。近20年来，团队为《广州大典》耐保存专用纸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受中国宣纸集团委托进行了宣纸非遗技艺提升研究、耐保护档案文献专用纸开发等；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的珍贵档案制作高仿件等。在做好文献保护研究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工作，积极服务社会，开展大量科普工作，获批有国家科普基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中华造纸术与文化”科普基地等。文献保护直接服务于文化传承，更是服务于文化自信。纸质文献修复保护任重道远，做好文献保护和文化传承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下去，并为之做出不懈努力。
保护档案文献 传承历史文脉
◇王海滨（广州市档案馆馆长）
近年来，广州市档案馆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历史使命，从档案专题保护、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和编研开发等方面，全方位做好档案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做好重点档案文献专题保护。档案修复、修裱、脱酸、仿真复制等是档案文献保护的重要方法，在档案文献保管过程中，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做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加强馆藏明清档案、民国时期档案、革命历史档案等重点档案保护，坚持以最低程度的干预实现最佳价值表现和科学保护，让珍贵档案文献能够保持原真，还原真实历史面貌，留存珍贵历史记忆，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
做好传统载体档案文献数字化。档案数字化是保护档案文献的重要手段，将各种传统载体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档案信息数据库。对馆藏所有文书档案和部分专业档案进行数字化，实现了对传统载体档案实体原件的保护，延长了档案文献寿命。实施电子档案数据备份策略，在系统进行在线存储一套，离线备份存储两套，异地备份存储一套。定期通过网站或其他方式公布开放电子档案目录，推进开放档案全文在线查阅服务，使档案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档案文献资源共享，为社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拓展档案文献传播渠道。
做好档案文献编研开发。坚持以“档案工作三个走向”为引领，探索档案文献编研新路径，实践出一条“立足馆藏、项目驱动、协同合作、资源共享、多元开发”的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深度挖掘档案文化资源，让档案“活起来”“动起来”，形成一批具有广州特色的精品档案文化成果。举办《老城市 新活力——广州传统中轴线地标档案文献展》《烽烟不绝读书声——粤北华南教育抗战历史展》等系列档案文化节目，还原历史现场，再现历史记忆。通过开发带动保护，更好发挥档案文献在服务国家治理、构建民族记忆、传承历史文脉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科技助力纸质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刘平清（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广州图书馆副馆长）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和遗忘做斗争。结绳记事，在石碑、甲骨、兽皮、青铜、竹简、木牍、绢帛上刻录或抄写文字，以记录重要的信息和事件，印证了先人为保存历史、传承文明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艰辛探索。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纸张成为保存人类记忆最好的载体之一，此后活字印刷术发明并获得广泛使用。这两项工业文明前最重要的发明，让中华文明很长一段时间内雄踞世界前列。
近代以来，新的造纸工艺添加了许多化学原料，加之同样含有化学因素的糨糊与新的装帧如订书钉等的广泛使用，更缩短了纸张的寿命。早在1824 年，英国人乔恩·默里（Jone Murray）就发现14—17 世纪的传统纸pH值在6.9—7.2之间，18世纪的传统纸pH值在6.2左右，而同时期的近代纸pH值在5.4左右。他把纸的变质归因于造纸工艺的有害变革、漂白的过度使用以及所用原料的低劣。也因此，近代以来，西方造纸工艺和印刷工艺传入中国后，由于酸化严重，导致近代文献书籍的保存时间普遍不如出版发行更久远的宣纸线装书。这也是民国时期文献保存状况反不如古籍的原因。而在战争年代和物质极端匮乏的特定时期，民间土纸印制的书籍报刊保存状况更为堪忧。
2005年启动的《广州大典》编纂，从一开始，主编、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建华先生就高度重视纸张的选用问题，当时就委托华南理工大学樊慧明研究员领衔的国内一流的造纸科研团队，研究不同类型的纸张。经反复测试，目前《广州大典》选用的纸张，在恒温条件下也可以保存300年以上。2015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成立后，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用再生性保护的方式，整理编纂影印出版民国时期的广东文献。在调研中发现，民国时期的文献普遍酸化严重，表现之一就是脆化，触摸后碎化；加之南方地区潮湿的天气，本地保存的民国时期文献比北方地区要差。在此背景下，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先生积极推进脱酸研究，先后两次拨出专款，由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牵头，先后和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和华南理工大学团队对脱酸相关领域展开研究。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向社会展示了华南理工大学团队在脱酸研究上取得的最新成就。
目前，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各私藏机构都保存大量的古籍、民国时期文献，它们普遍面临如何保护的问题。尽管数字化工程和再生性保护如影印出版，都是保存这些文献的方式之一，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首先让这些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献不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日渐消亡。脱酸研究的出发点是为纸延寿，目的是让保存人类文明文化最多载体的纸制文献能传之久远，而不至于导致“文化断层”。从这点上说，脱酸技术及其运用，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更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纸质档案原貌科学修复与防灾保护
◇李玉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档案保护的作用和目标是保护传承档案原件的原始信息。档案原件中的每一个文字、符号、线条乃至植物纤维、填料，都具有法律凭证作用，都是保护与传承的对象。
褪变档案字迹恢复与保护。针对档案中蓝墨水字迹褪色、消失病害，研究揭示墨水蓝染料分子与纸张填料微观作用机制和褪色机理，在褪色档案表界面沉积微量磷钨酸钡沉淀恢复墨水蓝染料发色基团“醌形结构”与“共轭体系”，与纸张纤维素以氢键形成同色耐久色淀。研制恢复加固剂，使褪色殆尽的字迹显现原貌，增强耐久性。
针对档案圆珠笔、复写纸字迹扩散模糊病害，研究揭示在纸张纤维交织结构中，不干性植物油、染料、蜡类在吸附剂与有机溶剂混合介质中运行速率的差异，以纸层析与薄层层析结合，研制扩散字迹恢复剂，使模糊不清的字迹恢复原貌。
恢复工程中易损毁档案加固技术。针对修复过程中档案红墨水字迹遇水洇化、损毁原貌的现象，研究发现质子化壳聚糖与荷负电水溶性染料产生静电吸附，在纸张表界面与纤维素以氢键形成不溶于水的凝聚物，可以实现“纸张、字迹不溶于水”。研制预加固剂、修复前对水溶性字迹进行预加固、防止修复过程中遇水洇化。
针对修复过程中脆弱颜料，墨迹遇水脱落，损毁原貌，研究发现微量三氟氯乙烯—乙烯基醚—乙烯基酯—烯酸，共聚物的相关官能团所赋予颜料与纸张黏附性、亲水性、柔韧性、耐候性，防止脆弱颜料、墨迹修复过程中遇水脱落。
针对报纸、期刊等双面字档案酸化、糟朽，成渍病害，选择耐久性能优异、具有丰富毛羽与植物纤维兼容的天然超细棉线作为透光骨架，研制出可塑性加固棉网。设计磁条吸附弓形无损展平修复，实现酸化、糟朽、成渍双面字档案同步脱酸与加固。
环保型防灾耐久档案盒与自防护型绿色馆库构建。以具备防火、防虫、防霉、防酸功能的无机纳米材料和耐久性能优异的碳素材料为切入点，研究渗透液、上光剂、黏合剂三项核心发明。研制环保型防灾耐久档案盒，整体应用产生群体免疫效应，形成密集的自防护型网络体系和防火、防虫、防霉、防酸安全屏障。构建绿色档案防灾档案馆库，为保护档案文献遗产、传承中华根脉贡献科技力量。
先进材料技术赋能纸质文献保护
◇付时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常务副主任）
纸质文献记载着人类历史与文化演变，为文明的赓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证据。大量的纸质文献经历沧海巨变，环境、气候的变迁，存在酸化、霉变、囊虫等侵蚀和破坏，纸质文献出现破败、裂纹、变质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课题组对纸质文献材料变质的本质进行分析，采取多种策略对文献进行修复和保护。
纳米纤维素与胍盐复合增强纸质文献的强度，并防止微生物霉菌的生长。纸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纤维素，纤维素是天然含富羟基的高分子化合物，这些羟基在分子内和分子间形成氢键，构成造纸的纤维多层次微细结构。古籍文献，由于酸化、微生物和虫子的侵蚀，造纸的纤维发生损坏，也就是纤维素的分子发生降解，造成纸页强度严重下降，文字载体难以保存。纳米纤维素是纤维素的一种分散形态，具有非常高的比表面积，且与纸的化学成分一样，因此可以与纸页表面紧密结合。这项研究，通过纳米纤维素与具有抗菌性的改性天然产物胍盐复合，用于古籍文献纸的修复后，强度提升50%，且具有抗菌性能。
纳米纤维素与羟丙基纤维素复合稳定纳米碳酸钙的分散液保护纸质文献。碳酸钙是大理石的成分，当粉碎成纳米颗粒后可作为脱酸物质，但是它容易再聚集。我们的研究利用纳米纤维素与羟丙基纤维素复合液可以使纳米碳酸钙均匀分散在溶液中，喷涂于纸页上后，再经硅烷修饰，可以形成超疏水的表面，这样就可以使古籍文献纸页脱酸，修复涂层的碱储量达0.67—1.2摩尔/千克，控制pH的范围为7.5—7.8。同时也能赋予纸页表面超疏水性，具有自清洁功能。修复的纸页表面不容易黏上灰尘、水滴、微生物等，具有延长古籍文献保存的可能性。由于修复涂层具有纳米级颗粒和高透明性，因此修复后不影响文字的清晰度和可阅读性，是文献修复和保藏的有效方法之一。
以数字化实现珍贵文献永存
◇夏生平（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主任）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藏经洞文物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有6万余件，自发现伊始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劫掠，导致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造成中国文化遗产史上的历史悲剧和敦煌学史上不可挽回的损失。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国内保存约有2.66万件。藏经洞文物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保存有4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特别是写本多半是孤本和绝本，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针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实体，在没有办法“回归”或者说“返还”不畅通的情况下，实行“数字化”，正当其时、势所必需、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开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一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实施对流失海外敦煌珍贵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实现敦煌学资源科学合理的使用、传承、传播和永续利用。二是通过国际组织IDP或国际敦煌学界共同努力，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三是通过合作，获取高清数字图像资源，进行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重建，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方便专家学者、公众的广泛使用，让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四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敦煌学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五是综合利用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开发敦煌石窟图像知识库，为敦煌学者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六是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报道链接：http://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730&eid=48118&sid=222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