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新闻网讯 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了我校文学院师生的3篇署名文章。文章对十三朝古都陕西留下的丰富文化资源进行了介绍，展示了我校在整理、保护和研究陕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省方面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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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品读陕西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论是历史遗址、文物遗存、古代墓葬，还是汉魏经学、宋明关学、明清诗文，都在全国闻名遐迩。整理、保护和研究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省意义重大。
汉魏六朝陕西经学的总体风貌
周淑萍 杨批额
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学历史上，陕西经学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汉魏六朝陕西经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影响深远。
西汉陕西经学在古代经学史上地位关键。汉武帝与汉宣帝是陕西经学发展史上两位重要的帝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办太学的意见，批准公孙弘为博士置弟子员的方案，规定汉代太学的主体教学内容为五经、《论语》《孝经》，并确定太学教官为五经博士。太学生通经，则可以出仕做官。自此儒家经典以及解释儒家经典所形成的经学获得官方认可，经学的官学地位得以确立。此后，经学教育一直是古代学校教育的主体。迨至汉宣帝时，对经典的解释出现纷争，累世经学而形成的儒宗地主与早期军功地主和“素封”地主之间产生矛盾，为此，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解决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学统一。为维护皇权，汉宣帝大力扶持重视礼制和宗法情谊的《榖梁春秋》，由此榖梁学大兴。
西汉专门注释经典、研究经学的陕西学人不多，但居于杜陵（今陕西西安）的田何却是例外。根据《史记》记载，孔子易学经由商瞿等人传至田何，田何将其所学传给王子同等人，西汉时立为经学博士的今文易学，如施氏学、孟氏学、梁丘学、京氏学等皆出自于田何。田何实为汉代易学的开创者。
司马迁虽无专门解经之作，却无疑是西汉陕西人中最通经学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中国经学有两大贡献：一是考证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认为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高度肯定了孔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二是整理、记录了先秦至汉武帝时经学的发展演变，《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所记大多是经学人物，为后世研究早期经学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司马迁是中国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称“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
西汉陕西经学的演进，既有帝王对经学的推举，也有重要易学家田何对经学人才的培养，还有史学家的经学书写。
东汉陕西经学有了长足发展。东汉经学家与经学著述的数量均远超西汉，在今古文之争中，陕西经学家成为推动古文经学地位提升的主要力量。
东汉陕西经学家主要有贾徽、杜林、班固、贾逵、李育、孔奇、孔嘉、段肃、张禹、马融、赵岐、樊光等。除张禹、赵岐、樊光外，其他都是陕西扶风人，可见扶风是东汉陕西经学的大本营，扶风地区的经学家主导了东汉陕西经学的发展。
东汉陕西经学著述有二十五部。《易》学一部，即马融所作《周易注》。《尚书》学四部，即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尚书古今文同异》与《古文尚书训》、马融《尚书注》。《诗经》学两部，即贾逵《毛诗杂议难》与马融《毛诗注》。礼学著述中，《周礼》学两部，即贾逵《周礼解诂》与马融《周官传》；《礼记》学两部，即马融《礼记注》与《丧服经传》。东汉陕西经学家并未为《仪礼》作注。《春秋》学十一部，即贾徽《春秋左氏条例》、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春秋左氏解诂》《春秋释例》《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春秋三家经本训诂》、李育《难左氏义》、孔奇《春秋左氏删》、孔嘉《春秋左氏说》、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段肃《春秋榖梁传》。《孝经》学两部，即张禹《孝经安昌侯说》、马融《古文孝经传》。《尔雅》学一部，即樊光《尔雅注》。《孟子》学一部，即赵岐《孟子章句》。至于《论语》，只有张禹、马融二人为之作注，而张禹的《论语》注本成为后世《论语》文本的基础。东汉陕西经学著述以《春秋》学著述为多，说明《春秋》学受到陕西经学家的重点关注，这与《春秋》学在汉代受到特别尊崇有关。在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学是东汉陕西经学的主体。在古文经中，他们以研究《左氏春秋》学为主。
东汉陕西经学的重镇是贾逵、马融，两人在东汉经学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史称经学盛宴、学术“盛宴”的白虎观会议上，贾逵在与今文学家的论辩中占据上风，极大地提升了古文经学的政治、学术地位。贾逵、马融一生致力于推广古文经，但也兼容今文经学之说，古今文经学兼治，有力地推动了古今文经学的融合。
综上，东汉陕西经学是以贾逵、马融为代表的扶风地区的古文经学家为主导，《左氏春秋》是其研究的重点，治学以古文经为主，兼容今文经。
魏晋六朝，儒学式微，佛玄盛行。儒家经典虽仍是官学教育的内容，但已失去独尊地位。在此语境下，经学出现新变，呈现变异多姿的形态，产出了具有新意的精品。
魏晋六朝有11位陕西经学家，分别是魏国弘农（今陕西华阴）董遇、魏国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杜宽、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杜预、晋北地郡泥阳县（今属陕西铜川）傅玄、晋京兆长安（陕西西安）挚虞、晋弘农（陕西华阴）董景道、南齐扶风郿（今陕西眉县）马枢、北魏华阴（今陕西渭南）徐遵明、北齐北地泥阳（陕西耀县）杜乾光、南朝冯翊（今属陕西）田倚之、南朝刘宋秦郡秦县（今属陕西）僧人慧琳。与东汉经学家多为陕西扶风人不同，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家所处地域较广。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对《易》、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有注，未对《诗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孟子》作注。魏晋六朝陕西经学著述约有20部。《易》学一部，即董遇《周易董氏章句》。“三礼”学七部，即杜宽《删集礼记》、傅玄《周官论评》、杜预《丧服要集》、挚虞《决疑要注》、董景道《礼通论》、马枢《迩仪》、南朝田俊之《仪礼注》。《春秋》学十部，即董遇的《春秋左氏传章句》《春秋左氏传朱墨别异》、杜宽《春秋左氏传解》、杜预的《春秋释例》《经传长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古今盟会地图》《春秋左氏传音》、徐遵明《春秋义章》、杜乾光《春秋释例引序》。《孝经》学、《论语》学各一部，俱为僧人慧琳所撰。三礼、《左氏春秋》是魏晋六朝陕西经学家关注的重点。三礼中尤为关注《仪礼·丧服》，反映了当时重视礼学、礼学中尤重《丧服》的社会风尚。杜氏一族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贡献尤大，研究《春秋左氏传》的大家杜宽、杜预、杜乾光俱是京兆杜氏一族，反映出经学家族化传承的特征。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的重镇是杜预和徐遵明。魏晋六朝十部春秋学著述中有五部为杜预所作，其代表作《春秋左传集解》是春秋学史上的力作。徐遵明在北朝讲学20余年，为北朝培养了一批经学人才，主导了北朝经学的发展，成为上继汉魏经学、下启隋唐经学的重要人物。
魏晋六朝陕西经学由陕西不同地区的经学家建构，“三礼”与《春秋左氏传》是研究重点，而对《论语》《孝经》唯一一部注解之作都出自僧人慧琳之手，体现出这一时期陕西经学演进中的佛教色彩，也反映出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文化的依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孟子与宋代经学”（22BZX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丰川全集》《丰川续集》考述
王晓鹃 弋丹阳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理学、经学、政治、教育、农业、军事和荒政方面都卓有建树，在关学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心敬一生无意于仕途功名，清贫度日、专心致学，著作非常宏富，而《丰川全集》和《丰川续集》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著作。
《丰川全集》共55卷，收录王心敬在康熙三十年（1691）至康熙五十五年之间的著作，分为三部分，依次为《丰川全集正编》28卷、《丰川全集续编》22卷和《丰川全集外编》5卷。这三部分划分的标准，金廷襄曾有说明：“先生之学，内外一贯，故先生之言，体用兼包。分之本无可分，然卷帙繁多，则难于卒读，谨定为《正》《续》两集。而于论学论政之言，则多归前集；于交游往还之篇，则多归续集；而讲义、经解，各自为书焉。”
换言之，王心敬平日论学论政之文，如《答友人论学宗书》《与张仪封先生论尊朱子之学书》《答友人论利民书》和《答友人谕修理水利书》等，大多收入《正编》。王心敬和师友之间的交游往还之文，如《答学宪朱可亭先生》《与家弟逊功》《与赵丰原书》《答宁波裘殷玉》等，大多归于《续编》。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如《与亮工弟论主静主敬之辨》《答友人论学术异同情识与德性之学之别书》等文，虽然以交游往来之作归于《续编》，但究其实质亦是论学论政之文。讲义和经解等著作，如《丰川易说》10卷、《江汉书院讲义》10卷等，大致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并各自为书，单独刊刻，没有编入《丰川全集》。除论学论政、讲义经解等著作外，王心敬还有大量阐明圣贤、宗传、经史精义等作，如语录、答问、学旨、证心录、传道诸儒评、课程、明道、序言、杂著等，则按照时间先后，分别归于《正编》和《续编》。大体而言，王心敬对门人弟子的讲学内容多归于《正编》，在武昌江汉书院和苏州紫阳书院讲学的内容，多归于《续编》。
《丰川全集》的编纂体例井然。首先收录的是道德政事之文，然后是议论文章，纲目清晰、体系严明。作为理学家，王心敬平日论学，不争门户、不执己见，一本孔孟为大宗，而兼采诸儒之长，以会归于《大学》明新止善之旨。同时，作为关学大儒李颙的弟子，王心敬继承了二曲“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他关于理学、经学、政治、教育、农业和荒政方面的论政文，则是这一思想的真实体现，“故书答中论学之后，即编论政几卷，以见先生之学，禀听体用一源”。王心敬青年时，在母亲李孺人的支持下，谢去诸生，全心致力圣学，终成一代名儒，故全集内收录了几篇酬谢当代名公之表彰贤母之文，如《谢学宪许生洲先生书》等。至于《丰川家训》，既是家族在立身、治家和莅仕方面的重要教育内容，又是他理学和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虽然有单行本，但鉴于意义重大，仍然附于《正编》之末。
《丰川全集外编》收录于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五年之间，有王心敬与地方官员陈诜、陆德元、金廷襄、朱文卿、张世勋等人论述政治、教育、水利、农田、荒政等的书信34篇。其中，一些是应湖北、福建和甘肃等地巡抚要求而作，如《寄湖北大中丞海宁陈公》《寄福建大中丞张仪封公》《答甘肃大中丞岳公求言书》等，均是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而作。有些是专题政论，如《拟上部堂筹荒书》是针对康熙二十八年以来，陕西持续的大旱而作。其余的20余篇政论文，则主要是对当时鄠县县令金廷襄、朱文卿和张世勋的回信，涉及清代中期鄠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丰川全集》有康熙五十五年刻本。康熙本由湖广总督额伦特资助，于康熙五十四年仲夏开始刊刻，次年初夏竣工。该集收录有《丰川易说》10卷、《江汉书院讲义》10卷、《丰川全集正编》28卷、《丰川全集续编》22卷和《丰川全集外编》5卷，后附录有《二曲先生历年纪略》。该集署名为二曲书院版刻，但实际刊刻于湖北武昌，由中军副将丁沂、江夏知县金廷襄、王心敬次子王功和江汉书院诸生靖道谟等校对刊刻而成。王心敬自云该集80余万言，刻木版数多达三牛车，然而由于刊刻时间紧促，纸质粗劣，兼之刊刻过程中时有增删涂改，故错讹不少。
王心敬还有《丰川续集》34卷，主要收录他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乾隆三年（1738）间的有关论说和书信，以及他所有的诗歌作品：“自丙申至乾隆戊午二十三年，……较前刻倍多，今裒成三十四卷。”（《丰川续集·凡例》）。至于“五经解各有全书，皆自成部帙，不在斯集之内”，即《丰川今古文尚书质疑》8卷、《春秋原经》16卷、《礼记汇编》8卷、《丰川诗说》20卷首1卷、《关学汇编》6卷、《丰川五经》则单独刊刻，没有收录在《丰川续集》内。显然，《丰川续集》，是对《丰川全集》在时间上的“续”，故其编纂体例亦同《丰川全集》。
作为理学家和教育家，王心敬对清代社会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提出的区田法、水利法、荒政法和军事法等，往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心敬为学明体达用，西陲边衅初开，即致书戎行将吏，筹划精详，所言多验。集中选举、饷兵、马政、区田法、圃田法，并利谘井利补说诸篇，皆可起行。桂林陈宏谋官陕时，闻其绪论，小试辄效”（《清国史》艺文志卷四），确实有未雨绸缪之远见。
王心敬生前，次子王功任湖南新田知县，幼子王勍先后任泉州知州和广西浔州知府。王心敬多次叮嘱兄弟二人要勤阅勤究理学诸经书，做得一个真循良，并从书院教育、政务处理，以及立法、诉讼、税务、劝农、积贮、抚恤、政绩等方面，对二人进行了细致的指导。王功和王勍谨遵父训，政绩卓越，可见王心敬非凡的治世之才。
《丰川续集》还收录了《趋庭纪闻》。《趋庭纪闻》是王心敬平日生活中对子侄的言传身教，与《丰川家训》类似，是他“学以致用”思想的体现，在立身、治家和莅仕方面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王心敬还是一位诗人。他从青年时代开始作诗，诗歌创作长达50余年，存诗近700首，而他的著述《丰川诗说》，以及书牍序跋、讲学语录保存了大量对于诗歌的见解和评论：“先征君浏览百代，游历山川，与交游相赠答，时发于吟咏，以陶写性灵，气体高迈，寄托遥深。前集未及刊，今编成五卷，以殿集后。”不过，王心敬以道学自任，无意为诗，故诗歌具有鲜明的道学风格。
《丰川续集》由王勍于乾隆十四年秋始刊刻，乾隆十五年夏刊刻成，嘉兴陆君纶和江汉书院诸生靖道谟曾参与编订和校勘，收录有《尚书质疑》8卷、《礼记汇编》8卷、《春秋原经》16卷和《丰川续集》34卷。《丰川续集》又有光绪十三年（1887）钮福嘉补刻本。
除了《丰川全集》和《丰川续集》外，王心敬的其他经解类著述尚多。希望随着对王心敬研究的深入，学界能够逐渐整理出版这些著述，从而为陕西地域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明代《文选》广续补本整理与研究”（21FZWA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中新见唐代墓志多维视域研究
王伟
秦汉以降，丰碑大碣云起。至隋唐，世习所趋，社会各阶层多将墓志视作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凭证而深埋幽泉。自宋至清，文人雅士穷遐方绝域，以集古为乐，金石学应运而兴。20世纪以来，各地墓石多有出土，尤以关中为盛。出土墓志所及人物，显人晦士多隐名其间，加之未经后世文献传抄、改易，故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云“新晋学者的治学，必须更多地关注新见的文献与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终难预流”，新出墓志遂渐为学界所宝重。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尝道：“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为隋唐帝京所在，它不仅是各阶层人物生前的辐辏之地，亦为他们死后的理想归葬之所。20世纪以来，关中地区出土大量中古墓志，这些墓志对隋唐家族文学之研究来说，极具研究价值。
首先，在文献层面，结合传世文献材料，勾稽墓志的文献信息以资考史、证史，进而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背景。据新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的《陈叔达妻王女节墓志》载，志主王女节系武德朝宰相陈叔达妻，“贞观十年七月七日薨于京师善和里宅”。善和坊位于长安城朱雀门街西北第一坊，宋敏求《长安志》缺载，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则臆测坊名为“光禄坊”，后世多沿袭之。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始订“光禄坊”为“善和坊”，然始终缺乏实物印证，今据《王女节墓志》所载其卒于“善和里”，始得名实相洽。另，出土于高阳原之《韦虚心墓志》系崔宗之所撰，志中叙及韦虚心在波诡云谲的中宗政坛事迹时，刻意将窦怀贞在神龙年间与先天年间的事迹予以混淆，旨在凭籍墓志文本书写策略的构思，回护其父崔日用在神龙间依附韦后之丑行，以建构其父在开元、天宝时代的忠良形象，展现出文本策略与家族心性间的微妙关系。韦匡伯系京兆韦氏郧公房之贵种，卒于隋末炀帝江都行在，初葬于王世充洛阳政权鼎盛之际，武德初迁葬于长安韦曲祖茔。前后两次安葬所撰之墓志在内容表述与人事牵涉上互有不同。对内容予以比对，可见出时代变局中个体家族之俯仰。
其次，在文学层面，不仅众多碑志之撰者多为知名文学家，而且碑志内容也多可与传世文学文献相比勘，从而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何邕墓志》出土于高阳原，结合传世唐诗文献，知何邕系杜甫寓蜀期间的知交，他出身阆州名族，父何千里曾预天宝三载贺知章告老归乡之诗会。杜甫寓蜀期间，与之过从甚密，并撰《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赠别何邕》等诗，清代杜诗注本对二诗注解颇存讹误，今可据《何邕墓志》予以辩正，并烛见杜甫寓蜀时内在情感的波动和生活实境的变化。同样出土于高阳原的《何公（邕）妻李夫人墓志》，则为学界展示了盛中唐之际蜀中本土文学家族起步、发展与鼎盛的实况。李夫人本姓鲜于氏，隋唐以来，其家族文化由“慕财货”应时衍为“重文翰”，在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内建构出文化、文学传承的纵向路径，并打通血缘、姻缘、业缘、地缘等壁垒建构出的“复式”文学发展网络与图谱，此亦反映出唐代区域性文学家族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和力图摆脱地域束缚、追求主流特色、贴近时代方向的积极努力。
常衮为大历后期宰相，以制诰文写作独步一时，号称文宗。然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多局限于《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所录作品，对其文学活动所知甚少。据榆林市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常裒夫妇墓志知，常衮一族唐初迁京兆新丰。常楚珪作为常氏移居京城之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因曾任雍王李贤文学侍从，而对家族文学发展肇启先机，所育四子亦在盛中唐政坛、文坛表现卓异。由大历朝宰相常衮主盟文坛，知其家族以文而仕发展道路的成功，并契合时代风气的潜转暗换。常氏家族墓志多出李阳冰、韩择木等名家之手，由此可推知其家族文化交往之层次与范围。常衮晚年外任福建观察使，不仅对于涵养闽地士人向学之风有推助之功，而且对欧阳詹等闽籍文人进入京城文化圈之推挽亦不遗余力，展现出京城文学力量对边地文学发展、文学人才培植的助推之力。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另藏姚汝能所撰《史仲莒墓志》及其夫人《杜氏墓志》，经对墓志内容考辨，不仅对姚汝能生年、科举、官职除授和《安禄山事迹》作年等问题可得出新的结论，且对姚汝能与“芳林十哲”等同代文人的交往研究亦有所裨益。
碑志还富含丰富的文化信息。结合传世文本，既可对碑志文化信息予以筛选、研究，亦对一时一地之政治事件、文化潜转、社会发展等研究具有重要推助作用。安史之乱后，为守备两京，河西、陇右及北庭精兵悉数回防两京，参与平叛。及乱平，西域及河西、陇右又尽为吐蕃等所据，故此部将士之人生走向陷入多变境地，文史学界少有注目。
榆阳区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许耀卿墓志》为对象，揭示了时代变局下个体人物命运之升降起伏，为正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个案与支撑。许耀卿墓志的价值在于，既为神策军这一中晚唐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历程提供个人化的观察视角，又为外镇行营于安史之乱后在关中地区的重新组合情况及其政治因由提供微观阐释语境。据新出土《司马志诚墓志》记载，墓主司马志诚天宝间为节度使哥舒翰麾下核心将领。安史之乱后，赴肃宗凤翔行在，效命于关中与河南战场，后入卫禁中，并从臧希让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府任都兵马使，终入李抱玉凤翔节度使府，任陇右节度副使。其经历实乃安史之乱后陇右道主力被打散后，残存陇右将士个体命运的微观展现，其仕途得到共有陇右及平叛经历之臧希让、李抱玉的援襄，展现出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的可贵价值。司马志诚的辗转与尴尬，展现出时代剧变中陇右流寓将士的共有命运。突厥毗伽公主墓志于20世纪初出土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墓志记载了毗伽公主身处风云激荡之大时代，伴随家国剧变，个人命运辗转起伏。她由胡入唐，再戏剧性地由唐返胡，虽毗伽公主最终的生命抗争所导致的悲剧，使和亲草原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其墓志文本所记载的悲剧性一生，仍为学界透过历史烟尘了解7世纪至8世纪前半叶唐与突厥关系的复杂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同时也为唐代的和亲行为多了一份近距离的观察，从而窥见历史发展之复杂面相。
关中是隋唐都城所在地，亦为墓志最重要的出土地。2019年以来，伴随西安咸阳机场三期航站楼的建设，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发掘了4800余座古墓，其中包含大量隋唐时期的家族墓志。“日往月来，地厚天长。陵谷可毁，竹素易亡，不镌金石，何以流芳。”若说一方墓志仅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则一时一地的墓志总合，则为学界观照一个族群、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史志，提供了研究材料。从此意义上看，关中地区的出土墓志对于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皆具有不可替代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